2010國家公務員(新大綱)申論熱點：收入分配改革

　　>> 熱點分析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等老師認為，基于個人能力和公平競爭導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會爭議的焦點，真正引起人們不滿或加劇社會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們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不平等以及競爭過程中的不平等。

　　這類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體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關系扭曲的重要表現(xiàn)。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貫穿始終。轉自環(huán) 球 網 校edu24ol.com

　　一是勞動力流動中的體制性歧視。勞動力流動的體制性歧視，源于計劃經濟早期的城鄉(xiāng)分割體制。在城鄉(xiāng)經濟一體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趨勢下，原有體制中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身份性歧視并沒有根本改變，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轉移過程中，農民的身份在就業(yè)、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當程度的歧視待遇。在市場經濟收入增長機制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的條件下，這種歧視必然帶來收入差距的擴大，成為目前全國總體基尼系數過高的重要體制性原因。轉自環(huán) 球 網 校edu24ol.com

　　二是缺乏有效的勞資協(xié)調機制，中下階層缺乏表達訴求權。我國在轉型經濟體制中，雖然按勞分配依然被強調為主體地位，但相應的體制設計還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嚴重“缺位”現(xiàn)象。特別是勞動集體談判的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使得勞動要素在參與分配過程中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國有企業(yè)工會組織基本作為企業(yè)“職能部門”存在，在維護職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業(yè)管理層的掣肘;大量的非國有企業(yè)還沒有工會組織或工會組織徒具形式，勞資矛盾協(xié)調機制嚴重缺位。從一些國有企業(yè)早期“砸三鐵”到后來的隨意裁員，以及“農民工”工資長期被壓低的現(xiàn)象中，可以明顯感受到這一機制的缺乏。

　　三是壟斷行業(yè)對分配關系的扭曲。行政性壟斷實際上是從計劃經濟時期的部分行業(yè)歸口管理演變而來。在體制轉型期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是，行政性壟斷行業(yè)往往熱衷于“選擇性”地參照“市場化”和“國際慣例”，這種選擇性集中體現(xiàn)在所謂“市場價格”、贏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參照，大部分壟斷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普遍高于國際價格。更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壟斷帶給行業(yè)的超額利潤大都沒有回饋給國家和社會，而是以“做大做強”之類的理由留在了部門和企業(yè)，并且部分地轉化為這些行業(yè)經營者和職工的收入、福利等。這是目前我國行業(yè)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對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關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職能轉變滯后的影響。相對于經濟市場化進程而言，政府職能轉變還僅僅是初步的，集中表現(xiàn)為政府職能的缺位、錯位和越位。目前社會反映強烈的教育、醫(yī)療、住房以及社會保障等問題，是一些突出的表現(xiàn)。

　　五是缺乏對資源配置權力的監(jiān)督制約機制。我國在體制轉軌中雖然大幅度減少了行政性資源配置，但在市場機制發(fā)揮作用的條件下，行政性資源配置的權力具有了“價格”意義。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利用產品“雙軌”價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場化中的“尋租”，出現(xiàn)大量權力市場化的現(xiàn)象。近年來，在城市改造拆遷和土地轉讓、資金信貸以及資本市場“圈錢”等領域，權力市場化的現(xiàn)象依然沒有止步的跡象。這是產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轉自環(huán) 球 網 校edu24ol.com

　　>> 對策鏈接

　　2009年7月4日，在首屆全球智庫峰會的全球儲蓄與消費分論壇上，國家發(fā)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指出，下一步國家將考慮從五個方面促進收入分配改革，其根本點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農民收入，并做好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加強城鄉(xiāng)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環(huán)節(jié)。

　　第一，增加勞動力收入。

　　第二，加強城市化進程，形成有利于國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城鄉(xiāng)差距是造成我國居民整體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而這與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有關，因此要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還需要加快城市化進程。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勞動報酬的薪酬形成機制。工資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據測算，工資收入占居民總收入的比重為65%左右。因此完善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健全企業(yè)薪酬形成機制非常必要。

　　第四，健全公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會保障待遇與分配水平，完善城鎮(zhèn)居民養(yǎng)老、醫(yī)療、失業(yè)等社會保險制度，擴大覆蓋范圍，加大政府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農村養(yǎng)老保險制度，健全城鄉(xiāng)的社會救助制度。完善針對低收入群體的助幫機制。轉自環(huán) 球 網 校edu24ol.com

　　第五，加強城鄉(xiāng)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環(huán)節(jié)，更多向公共服務和社會領域傾斜。促進基本公共服務運轉化。完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補償制度。研究推進收入與分配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增加稅收再分配環(huán)節(jié)。

　　>> 延伸閱讀

正確處理收入分配問題

　　一、理性分析收入差距與貧富矛盾

　　收入差距的擴大、貧富矛盾的加劇，是近年來的一個突出問題。對這一問題必須冷靜思考、分析和處理。轉自環(huán) 球 網 校edu24ol.com

　　(一)關于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世界上用來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標。首先，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基尼系數發(fā)生了巨大變化：1978年為0.18，現(xiàn)在已接近0.5，而基尼系數的國際警戒線是0.35—0.4。這成為媒體炒作最熱的問題之一。作為清醒的學者、官員和媒體對此都應該冷靜點。首先應當認識到，與改革開放前普遍貧窮條件下的絕對平均主義相比，我國的基尼系數逐步增加，這是改革開放的成就和社會進步的表現(xiàn);其次，從整體上來說，我國當前的收入差距還不是全局的，“奔騰式”的甚至是“對抗性”的矛盾。其三，對于已經存在的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問題，特別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度拉大的嚴重問題，國家絕不能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必須高度關注。其四，面對收入分配方面的問題，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和努力解決，但在輿論上切不可盲目和過度渲染，因為過度渲染無益于解決問題，反而會對現(xiàn)存的問題和矛盾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關注社會弱勢群體，但不要搞民粹主義

　　處理好收入分配關系，協(xié)調收入分配的過大差距，實現(xiàn)貧富和諧，關鍵是要解決好社會弱勢階層的過低收入和貧困狀況。同情社會弱勢階層，是社會公眾一般的心理趨向，也是中華民族自古具有人文關懷優(yōu)良傳統(tǒng)的表現(xiàn)。但高度關注社會弱勢群體要謹防“民粹主義”傾向。民粹主義(Populism，也可譯為平民主義)是在19世紀俄國出現(xiàn)的一種影響較大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其基本理論包括：極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極端強調平民的利益、意見、公決、創(chuàng)制權等。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關系中借用“民粹主義”的概念，是指反對收入分配差距、絕對“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場競爭、崇尚平均主義等逆市場機制的思潮。

　　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實現(xiàn)貧富和諧的目標，必須把握好兩點：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則，而公正首先來自符合效率原則的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機會均等原則，而機會均等原則首先是市場競爭機會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這兩個原則，才能確保財富持續(xù)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國家政策過度向社會弱勢階層傾斜，讓“懷弱”極端為“民粹主義”，必然會影響經濟效益，減少財富增長，最終不利于解決社會弱勢群體問題。

　　(三)調節(jié)收入分配，關注弱勢群體，實現(xiàn)貧富和諧，首先是政府的職責

　　政府必須在這個問題上有大的作為。而政府要有效地調節(jié)收入分配，不能“東按葫蘆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務是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制度。我在1999年提出了“制度更是第一生產力”、“人跟著利益走，利益跟著制度走”的觀點，一個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僅是推進生產力發(fā)展的關鍵，也是解決財富分配、協(xié)調利益關系、促進貧富和諧的關鍵。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會的利益協(xié)調機制。這種機制包括利益表達的機制，利益的談判和博弈機制，利益沖突的解決機制等。從我國現(xiàn)實存在的嚴峻問題來看，首先要重點解決好以下六個方面的問題：轉自環(huán) 球 網 校edu24ol.com

　　第一個方面是要為解決官民的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制度上解決廉政問題，從而在民眾思想深處消除“仇官”心理(實際上是“仇腐”心理);二是從制度上解決各級官員的勤政問題，真正為民眾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帶來看得見的利益。

　　第二個方面是要為解決城鄉(xiāng)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制度上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真正取得實效;二是從制度上打破城鄉(xiāng)壁壘，促進農村人口平穩(wěn)有效地向城市轉移。

　　第三個方面是要為解決行業(yè)間的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著力解決行業(yè)壟斷問題，切實打破行業(yè)間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個方面是為解決勞資的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這也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勞工最低工資保障線和強化對高收入的稅收監(jiān)管，從制度上解決勞資收入懸殊問題，從而在勞工思想深處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會制度，加大工會工作的力度，從制度上解決勞資的對話和勞工的利益表達機制;三是鼓勵和提倡企業(yè)履行社會責任，努力促進勞資和諧。

　　第五個方面是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增加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規(guī)模的積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會建立普遍的、城鄉(xiāng)一體化社會保障制度等。轉自環(huán) 球 網 校edu24ol.com

　　第六個方面是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捐贈制度，讓有錢人廣泛地、自覺地參與到構建貧富和諧的工作中來。

　　通過這一系列與收入分配有關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建設，一方面，使“貧有保底”，從而“貧而不窮”;另一方面，使富者遵守各種社會規(guī)則，具有博愛和人文主義思想，長期堅持不懈地履行社會責任，多行善舉，關愛社會弱勢群體，從而降低、平抑和化解社會矛盾。只要這些做到了，貧富同舟共濟，促進社會和諧，不僅是必須做到的，也是能夠做到的。

　　二、關注公平不能向效率開刀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貧富矛盾的凸現(xiàn)，不少人包括一些經濟學家對“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也提出了質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實行“效率優(yōu)先”造成的。如果是這樣，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們可以冷靜地想想：我國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絕不是。因為迄今為止，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和資金產出率還遠低于美國、日本和其他發(fā)達國家，而單位GDP增長的資源消耗率則大大高于美國、日本和其他發(fā)達國家。

　　我認為，國家和社會應當關注社會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實現(xiàn)貧富和諧，但關注公平，實現(xiàn)貧富和諧，絕不能向效率開刀。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既是中國的難題，也是世界性難題。我們不能一般地反對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場機制的重要內容，是激勵效率的重要杠桿。而收入差距過大，則會影響社會公平和社會穩(wěn)定。社會不是要消滅收入差距，而是要調節(jié)收入差距，取締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平抑社會矛盾。一個社會首先必須保持一定的競爭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進發(fā)展。否則，實現(xiàn)平等和貧富和諧必定會成為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轉自環(huán) 球 網 校edu24ol.com

　　中國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出現(xiàn)的普遍難題和頑疾是經濟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國就正確地提出和實行了“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方針。但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經濟效益，又不損害社會公平和影響社會穩(wěn)定，這不僅與各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有關，也與各國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有關。對于這些，該是什么問題，就在什么范圍內解決什么問題。如果因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特別是構建貧富和諧就把矛頭指向實行了20多年的“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那就大錯特錯了。中國作為一個正在發(fā)展中和崛起的文明古國，永遠不能忽視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沒有效率。轉自環(huán) 球 網 校edu24ol.com

　　“平均主義”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這是所有國家的歷史實踐都證明了的。比如說，勤勞人效率高，如果勤勞人的回報與懶惰人一樣，這也是不公平的，結果會造成人們不愿意勤勞。因此要“獎勤罰懶”，而獎勤罰懶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鄧小平講“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起來”，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但是，單認清這個問題還不夠，我們還要客觀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機會公平有利于激勵效率，而結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壞收入都一樣)，必然會嚴重影響效率。經濟學天生關注效率，社會學天生關注公平，這是學科分工使然。我認為可以用一句話使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達成“共識”：“公平是相對的，社會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

　　我國收入差距過大不能歸結為“效率優(yōu)先”，但并不是說“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完全凝固不變，而是要根據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和實際情況的變化與時俱進。

　　過去我們提出“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一是因為鼓勵效率的市場機制尚未形成，還需要政府在推進效率方面發(fā)揮有力作用;二是我國當初平均主義還比較嚴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況則大大變化了。市場作為激勵效率的力量已經初步形成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和協(xié)調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因此，“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在客觀上將轉變?yōu)?ldquo;市場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有的學者提出“初次分配領域效率優(yōu)先，再分配領域公平優(yōu)先”。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初次分配領域也存在著兩個誤區(qū):一是資本的主導者可能以強勢地位故意壓低甚至拖賴打工者工資，這在初次分配領域是難以自發(fā)解決的，必須由政府監(jiān)管和干預;二是初次分配領域的高效率，不一定都帶來宏觀經濟的高效率，可能還會沖擊和影響宏觀經濟效率，這也必須依靠國家干預。因此，“政府主要管公平”，既包括再分配領域的公平和效率，也包括初次分配領域的公平和效率。但對初次分配領域的管理，主要是通過法律手段，而不能干預微觀經濟領域的生產經營活動。轉自環(huán) 球 網 校edu24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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