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發(fā)展史講義九

唐宋之際市坊制度的松懈與解體
　　一為了強化控制，戰(zhàn)國時期的城市產生了封閉的市場和坊里，經漢代的推廣，封閉的市坊制度在全國沿用下來，迄隋唐之際發(fā)展到完備，城市商業(yè)活動及居民日常行為均受到其嚴格的管束。
　　然而市坊制度在它發(fā)展到高峰的時刻卻隨即開始了衰落，中唐以后，長安的坊市已經不能約束商業(yè)活動了。唐代宗時，人們就無視坊市的規(guī)定，“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墻、接檐造舍等”[1]。文宗時，長安的坊門出現了“或鼓未動即先開，或夜已深猶未閉”，武宗即位時，敕“京夜市，宜令禁斷”[2]，卻未能奏效。
　　這種情況的發(fā)生在于長安商業(yè)活動的興旺。當時的長安不僅是一個強大帝國的首都，而且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內外經濟、文化交流十分頻繁，人口眾多，僅有的東、西兩市不敷商業(yè)活動的需要。所以早在唐中宗時，長安及洛陽兩京諸市已往往在正鋪之外更造偏鋪，景龍元年（７０７年）雖下令禁止，未果。
　　由于長安東西兩市周圍的坊中有許多手工業(yè)者和商人居住，所以他們的經營活動逐漸滲透到這些地方。東市西北靠近皇城的崇仁坊，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故多修造樂器的商店，“晝夜喧呼，燈火不絕”[3]。平康坊是有名的煙花妓所，里邊有“小鋪席”出賣“草銼姜果之類”[4]。另外，延壽坊有造玉器和出售金銀珠寶的（《唐闕史》卷下，王居士神丹條）；頒政坊有餛飩曲，長興坊有飲饣畢饣羅店，饣畢饣羅是胡人所食饅頭的一種（《酉陽雜俎續(xù)集》卷一）；宣陽坊有彩纈鋪（《北里志》“王團兒”條）；勝業(yè)坊有賣蒸餅的“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朝野僉載》卷五）；永昌坊有茶肆，靖恭坊有造氈的氈曲，新昌坊有客舍及“會飲”的“飲所”，升平坊里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全唐文》卷七二七《養(yǎng)貍述》及沈既濟《任氏傳》）；道政坊，常樂坊有釀酒店，宣平坊夜間有“賣油者張帽馱桶”（《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五）；西市東南的興化坊有“以販繒為業(yè)”（《太平廣記》卷四八六《無雙傳》）；西市西南的懷德坊中，住有富商鄒風熾“四方物盡為所收”（《太平御覽》卷四九五引《西京記》）；豐邑坊“多假賃方相送喪之具”（《兩京新記》卷三）。在東都洛陽，修善坊有酒肆、車坊（《元河南志》卷一），清化坊和殖業(yè)坊均有沽酒店（《朝野僉載》卷一、卷五）。
　　武則天時，已不得不承認這種現實，李嶠表文稱：“坊為要沖，地當貴里，畝賃二三十貫，……奪其近市之門閭，生其破家之怨  ”[5]。德宗時，赦詔“坊市之內，置邸鋪販鬻”[6]，予以了認可。坊市制度，幾近馳壞。唐文宗大和五年（８３１年），左右巡使抱怨，有太多的居民不守規(guī)定，實際上已無法阻止了。
　　二類似情況在全國很多城市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經濟發(fā)達的城市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中揚州比較突出。
    德宗興元元年（７８４年）杜亞任淮南節(jié)度使時，揚州城中“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擁弊”[7]，較早地形成了街市。唐人詩中有不少贊頌揚州街市繁盛的句子，如張祜《縱游淮南》：“十里長街市井連”；韋應物《廣陵遇孟九云卿》：“華館十里連”；杜牧《贈別》：“春風十里揚州路”等。其實，詩人們吟頌的十里長街是指揚州羅城中最繁盛的一條街市，準確的長度應為九里三十步，日夜暄騰，盛況可觀。
　　至于汴州臨街設店，坊市制度遭受沖擊當不晚于隋。大運河開通后，緊臨汴州的汴河西通東都洛陽，南達江淮富庶之地，是南來北往必經之水路，汴州成為連接中原與江南的交通樞紐，八方輻輳，商業(yè)發(fā)展堪與揚州匹論。
　　開皇中，隋文帝東封泰山回京，路過汴州時，“惡其殷盛，多有奸俠”，乃以令狐熙為汴州刺史，“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并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為良吏”[8]。這里“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和“星居者勒為聚落”顯然是整頓加強市坊制度的舉措?？磥碇扒闆r已經相當嚴重，所以才引起皇帝的不滿，令狐熙因治理得力被“稱為良吏”。汴州市坊第二次受沖亦當在中唐前后開始。
　　起先，很可能同樣基于“惡其殷盛”的原因，隋煬帝于大業(yè)二年（６０６年）將汴州撤消，改隸鄭州，降低了其政治地位。
　　唐武德四年（６２１年）恢復，但僅為普通大州。安史之亂到興元元年之間，汴州成為各地軍閥爭奪角逐的重要對象，唐王朝幾經得失，極大地影響了它的發(fā)展。直到興元元年宣武軍移到這里，唐王朝以十萬大軍鎮(zhèn)守于此，汴州才安定下來，重又成為黃淮之間一個軍事重鎮(zhèn)和地區(qū)性行政中心，人口大增，深感“汴州城隘”，于是廣之。
　　這次修城又稱“筑羅城”，就是修筑外城，從建中二年（７８１年），永平節(jié)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始，規(guī)模相當大，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以至引起諸藩鎮(zhèn)的惶恐不安，“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故城汴州。（李）正己懼，發(fā)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聚為備，與梁崇儀、李維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9]。可見這次修城的反響之大，也足見汴州此時的崛起。
　　進入中唐，與揚州相比，汴州因為“王室藩屏”[10]，監(jiān)控關東藩鎮(zhèn)，守護長安，因而在軍事上更為重要。在政治和經濟地位上，二者則有極為相似之處：揚州為淮南節(jié)度使所在地，汴州為宣武軍節(jié)度使所在地；安史之亂后，藩鎮(zhèn)割據，黃河以北及山東，河南等地的賦稅均被當地節(jié)度史留用，唐政府所需財物十之七八仰仗江淮，揚州為東南水陸交通樞紐，東南各道物資多集中于此然后北運，汴州因居漕運咽喉要地，代宗廣德二年（７６４年）劉晏改革漕運后，江、汴、河、渭分段運輸糧食，除糧綱經過汴州外，又規(guī)定“輕貨自揚子至汴州”[11]，使汴州成了錢、帛等物的中轉站，建中三年，又在汴州東、西設兩個水陸發(fā)運鹽鐵租庸使，這樣，汴州與揚州一道，是唐王朝生命線的兩個重要支點。二者同時發(fā)展成為運河沿線上最為突出的兩個經濟都會。至唐末，北部中國戰(zhàn)亂不休，民窮財盡，城市凋弊，長安、洛陽今非昔比，汴州是北方少有的閃光點。
　　經濟發(fā)展必然招致人口激增。按天寶七年（７４８年）算，整個揚州地區(qū)有七萬七千一百五十戶，四十六萬七千八百五十七口，較初唐增加三倍還多[12]。按理，城市人口增加更快。特別是天寶十四載（７５５年）安史之亂后，北人大批南下，揚州城人滿為患。《新唐書?五行志》記載文宗大和八年（８３４年）三月，揚州城區(qū)大火，燒毀民房千區(qū)，十月，又遭大火，燒毀民房數千區(qū)，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居住密度之高。今人推測，當時揚州城市人口（包括市內和郊區(qū)）約十九萬，城區(qū)人口可達十多萬人[13]。
汴州時領縣六個，人口約五十八萬，城市人口若占四分之一，則將近十五萬人。再加上“大軍十萬”駐扎，人口壓力當比揚州為大。同揚州一樣，汴州也為四方人士趨之若鶩之地，劉寬夫謂之“當四會五達之通，雜燕趙悲歌之人，邇吳楚剽輕之俗”[14]，流動與僑居人口相當之多。比較城區(qū)大小，揚州城周遭在三十五里以上，汴州城“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明顯小很多。據此，汴州城中密度肯定要高于揚州。
    人口過密，居住混亂，城市秩序已很難控制。當時的汴州“邑居龐雜，號為難治”[15]。封閉的市坊制度根本無法維系，居民侵街現象非常嚴重，到后周世宗修展東京時，已陷入積重難返的困境?！顿Y治通鑒》卷二九二“后周顯德二年十一月”條曰：
    先是大梁城中（按指唐時修筑的里城）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上命悉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又遷墳墓于標外。上曰：近廣京城，于存歿（mo）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
　　可見，普遍的侵街占道，能通大車的街道都不多了，強行拆遷，才能拉直開闊?！坝诖鏆{擾動誠多”，表明涉及到一大批人，阻力很大。不得已，知開封府王樸采取了極其嚴厲的手段強制執(zhí)行，曾當街杖死一名工作“馳慢”又不服責備的廂校[16]。即便如此，還只是部分拆遷，略為把街道拉直開闊，不可能全部拆除。
    柴榮勇于承擔“怨謗之語”，是因為他清楚地看到了解決問題的必要性：
    輦轂（nian gu）之下，謂之誥穰，萬國駿奔，四方繁會。此地比為藩翰（藩，屏障。翰，通“干”。棟梁），近建京都，人物喧闐（tian），閭巷隘狹。雨雪則有泥濘之患，風旱則多火燭之憂，每遇炎蒸，易生疫疾。近者廣開都邑、展引街坊，雖然暫勞，久成大利。[17]
　　這種種混亂的局面，應該說是自中唐開始蓄積，而后在唐亡宋立，五代十國紛亂的局面中爆發(fā)，城市無暇治理的結果，而至少在唐亡之前，已大體形成了。
　　三侵街這樣嚴重，坊墻肯定破壞不堪。市場也不再受局限，開始在有利的地點滋生。城外的草市是一方面，再從王建詩句“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18]看，汴河東、西水門和沿河橋頭都是熱鬧的市易之所。這里所說的汴河東、西水門是指唐憲宗貞元十四年（７９８年），宰相董晉為宣武軍節(jié)度使期間修建的汴州城東西水門，也就是北宋時東京里城的汴河水門。汴河在汴州城內由東而西蜿蜒而過，這些市所即使不連為一體，也會在沿河方向或垂直于河的部分街道上，表現出片斷的街市形式。
　　后周世宗柴榮面對市坊馳壞，侵街嚴重的現實，雖以強硬的手段予以整治，但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讓步，承認居民面街而居合法化。因此在擴展街道時，“其京城內，街道闊五十步者，許兩邊人戶，各于五步內，取便種樹掘井，修蓋涼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與三步，其次有差”[19]。
　　現代學者認為，這種沿街的住戶當然是當街開門的，就是在門的兩側種樹、掘井和修蓋涼棚，這顯然是一種新創(chuàng)的街道制度，是適應里城街道上已經出現的具體情況的順水推舟之作。坊墻，至少是主要街道的坊墻已不復存在了，而且兩邊各讓出街道寬度的十分之一，調動居民種樹、掘井、修蓋涼棚，一方面美化街景，另一方面以此防止再發(fā)生侵街的行為[20]。
　　在新修的外城中，索性不再象隋唐長安那樣先筑好“坊”和“市”的圍墻，然后把住宅造于“坊”中和商店造于“市”中，而只是放好街巷紅線，劃定一些特殊建筑的地段，即聽任百姓隨便營造。這就是顯德二年四月柴榮下令別筑新城時詔書中所說的“其標識內，候官中劈畫，定軍營、街巷、倉場、諸司公廨院，務了，即任百姓營造”?！顿Y治通鑒》卷二九二在敘述這一詔書時也說：“其標內，俟（si）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筑室”。
    隨后，又許居民臨街開店起樓。這是顯德五年大浚汴口之后的事，目的有兩個，一是增加接待客商的邸店，接待大批涌入的商貨，以適應眾多居民的生活需要；二是增加都會的壯觀。沿汴河如此，沿街道當然也可照此辦理，大將軍周景威在宋門內率先所造的十三樓就是南臨河，北面街?！秹袅轰洝肪硪涣毒扑痢吩诮忉尵茦乔芭旁O紅綠杈子，掛梔（zhi）子燈習俗時說：“如酒肆門首，排設杈子及梔子燈等，蓋因五代時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樓酒肆俱如此裝飾，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杈子原來是官衙前用來限制行人的設施，紅綠杈子是設在宮城的正門前以限制行人的，這些茶樓酒肆該是臨街開設，為歡迎皇帝游幸，于門首街前如此裝飾，否則沒有這樣的必要，而且也不可能被允許。
　　經過這樣的變化，后周東京實質上已經呈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街巷”格局了。當時“街巷”這個名詞已經很流行，曾任后周右仆射的王溥，寫成于北宋初年的《五代會要》卷二六就有“街巷”條目。街巷上有臨街店肆。按日本學者梅原郁的觀點，這是唐宋街道變化的第一個階段：從坊內店肆到臨街店肆，時間是從唐中期到宋初[21]。我們認為，這個階段實際上也是市坊制度從松懈到瀕于解體的階段，為以后北宋時期在制度上街巷完全取代市坊奠定了基礎。
北宋東京開封
　　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趙匡胤所建?！瓣悩虮儯S袍加身”，奪取政權?！氨漆尡鴻唷?，強化中央集權制度。有宋一代是中國文化史的顛峰時代。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1．宋都開封的原因
1．1．關中的衰落與南方的崛起
　　經過多年的墾拓，地力衰減，加上戰(zhàn)亂，關中凋敝。而南方此時開始繁榮。中國的經濟中心開始南移，出現了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分離的現象。關中作為政治中心要接受經濟中心的支持，其最大的問題漕運的艱難。特別是經過黃河的三門之險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運到長安的糧食已是“一粒糧食，一粒金”。在為了便于統(tǒng)治全國，政治中心不便南移的情況下，接受南方給養(yǎng)的便利性已是選擇都城的一個重要條件了。
　　五代。后梁開國皇帝朱晃定都汴洲。一方面因為這里是他的發(fā)家之地，另一方面正充分利用了此時汴州有利的經濟地位。與此相反的是后唐李存勖(xu)。他以唐室后裔自居，故在滅后梁后，遷都洛陽。但由于賦稅來源的絕大部分來自江淮地區(qū)，一旦離開漕運便難以為繼，因此后唐洛陽常鬧糧荒，終于引起兵變。后晉時，汲取了后唐的教訓，又將國都遷回汴州，改名東京。石敬瑭天福二年（938年）有詔曰：“為國之規(guī)，在于敏政；建都之法，務要利民?！敂党瘧?zhàn)伐之余，是兆庶殘傷之后，車陡既廣，帑廩咸虛。經年之挽粟飛芻，繼日而勞民動眾，常煩漕運，不給供須。今汴州水陸要沖，山河形勢，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爰自按巡，益觀察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為東京，置開封府”。
　　這不僅是后唐，而且是后漢、后周，乃至北宋建都東京的真實原因。如后漢高祖劉知遠在詔書中說：“浚都（東京）重地，汴水名區(qū)，控襟帶于八方，便梯航于萬國。眷言王氣，允稱皇居。其汴州宜仍舊為東京”。后周世宗柴榮在顯德二年（955年）頒詔修城時也談到東京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東京華夷輻輳，水陸會通，……”
1．2．開封的發(fā)展
　　北宋定都東京開封，是中國都城由西向東歷史性的轉移。這次轉移的重大變化之一是地理環(huán)境的變化。在軍事地理十分不利的情況下，東京完全是憑借其優(yōu)越的經濟地理條件成為北宋的都城，也就是其“天下漕運中心”的地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開封的發(fā)展史在某種程度上講是一部漕運體系的發(fā)展建設史。
　　早在兩千七百年前，春秋時的鄭莊公筑城，取“開拓封疆”之意，故名開封。開封漕運體系的形成過程時斷時續(xù)且十分漫長，有三個時期最為重要：第一，戰(zhàn)國時梁惠王開鴻溝；第二，隋煬帝開大運河；第三，五代至北宋的疏浚整理。如此之后，形成了發(fā)達的水路運輸體系，使開封成為“天下之樞”。相應地，這也是開封發(fā)展的三個黃金時期。
1．3．開封的漕運體系
　　經過以上漫長曲折的過程，東京的漕運體系已基本形成。到北宋立國，又多次修浚，使其更為完善。其中直通東京城內的主要河流有汴河、蔡河、金水河和五丈河，號稱“四水貫都”。
　　五丈河，又稱廣濟河，因河寬五丈而得名，位于京城東北部，是通向山東一帶的主要水路。
　　金水河，又名天源河，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從滎陽黃堆山引京水至東京城西而成，過中牟后名金水河，原為補五丈河水源而開。由于金水河水清而甘，故成為東京城內生活用水的重要來源。首先是保證皇宮、官府及寺院的用水。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經新的開挖修整后，沿河不僅景色優(yōu)美，而且民眾也得以為飲用水源。總的來看，其漕運功用不是很大。
　　蔡河位于京城南部，閔水、洧水、  水通過此河而會。由東京戴樓門東廣利水門入城，繚繞從陳州門西普濟水門出城，流經通許至陳州東南入于沙河，以通陳、蔡、汝、穎諸州。這樣，京西北路漕運多仰此河，如陳傳良語：“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蔡河又溝通江南達于長江，每年運淮河粟米六十萬石。故其航運價值十分巨大，僅次于汴河。
　　汴河是四條河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它實際上是隋朝大運河中通濟渠的一段。再先是秦漢間的鴻溝，西漢時的蒗蕩渠，東漢時已有汴河之名，魏晉時又叫官渡水，隋唐時成為溝通南北經濟的大動脈。宋初，汴河受黃河水以通淮泗，由于黃河水泥沙含量大，致使河道淤積嚴重，每年都要清理，勞費不貲。所以在宋神宗元豐年間，又引伊洛之水為源，“導洛通汴”，自此淤沙減少，航運更加通暢。
　　李濂《汴京遺跡志》卷六《河渠二?汴河》：“汴河……，宋都大梁諸水，莫此為重。……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運東南之產，百無眾寶，不可勝記。又下西山之薪炭內外仰給焉”。孟元老說：“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東去至泗州入淮，運東南之糧，凡東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給焉”?！端问贰肪砭攀逗忧尽罚骸拔ㄣ晁畽M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
　　本來，內陸水道運輸的困難在唐代已經得到解決，隨著宋代造船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航運在數量和涵蓋地區(qū)方面進一步增加。南宋葉適曾記：“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凝隔”[16]。所以，東京漕運體系形成后，便把東京與全國各地血肉般緊密聯(lián)系在了一起，給了東京以優(yōu)越的區(qū)位條件和歷史性的機遇。
1．4．開封軍事地理上的不足
　　軍事地理上的不足是影響宋東京城市建設的一個重要因素。無山川之險?！耙员鵀殡U”。
1．5．城市形態(tài)：三套方城，皇城居中。